絲綢之路,是指連接中國與古代中亞,印度,伊朗,希臘,羅馬等國家和地區的商路。由于這條上路主要以絲綢貿易為主,因而被德國地理學家李?;魟诿麨?mdash;—“絲綢之路”。絲綢是古代中國沿商路輸出的代表性商品,而作為交換的主要回頭商品,也被用作絲路的別稱,如“皮毛之路”、“玉石之路”、“珠寶之路” 。(轉載請注明文章來自南方絲巢蠶絲被 http://www.bivob.cn)
絲綢之路是個形象而且貼切的名字。在古代世界,只有中國是最早開始種桑、養蠶、生產絲織品的國家。近年中國各地的考古發現表明,自商、周至戰國時期,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。中國的絲織品迄今仍是中國奉獻給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產品之一,它流傳廣遠,涵蓋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種種貢獻。
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不是一成不變的,隨著地理環境的變化和政治、宗教形勢的演變,不斷有一些新的道路被開通,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變化,甚至廢棄。
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,從漢代開始,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。宋代以后, 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,從廣州、泉州、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,越走越遠,從南洋到阿拉伯海,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。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,通稱之為"海上絲綢之路"。
東西方出土的考古資料,揭示了先秦時期東西方交往的存在。如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,俄羅斯阿爾泰山西麓巴澤雷克(Pazyryk)大墓發現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紀的中國銅鏡和絲織品,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,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,如匈奴人、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,扮演著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。
秦、漢王朝統一中國,積聚了中原王朝的實力。到公元前二世紀的漢武帝時,為了打敗稱雄漠北、搔擾中原農耕居民的游牧王國匈奴,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,聯絡被匈奴人從河西趕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帶的大月氏人。張騫經過千難萬險,雖然沒有搬來大月氏的兵,卻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況。隨后漢武帝又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。張騫的兩次西行,打破了游牧民族對絲路貿易的壟斷,使中國和中亞、南亞、西亞諸王國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貿易往來關系, 張騫等人帶回的報告,也是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實見,而且由司馬遷和班固分別寫入《史記大宛傳》和《漢書西域傳》,從此結束了我國古代對西方神話般的傳聞認識。因為張騫的這一創舉在歷史上的重要性,所以人們把張騫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稱之為"鑿空"。
張騫西行的直接后果,是促使漢朝打敗匈奴。結果,漢朝不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、張掖、酒泉、敦煌四個郡,還進而派兵遠征蔥嶺以西的大宛,獲得武帝夢寐以求的天馬----汗血馬。到了公元前60年,漢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,控制了塔里木盆地。漢朝的使者,可以得到西域各個綠洲王國的供應,西行變得更加容易,使者相望于道,往來不絕。
漢末年,王莽專政,中原與西域的關系一度中斷。東漢初,漢明帝派班超經營西域,重新恢復了西域都護對塔里木盆地的統治。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上,甘英的西行是中國人的又一壯舉。雖然因為安息人為了壟斷東方與羅馬的貿易,使得甘英沒有達到原定的目的地,但他仍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位走得最遠的使臣,
張騫的鑿空和甘英的遠行,使東西方世界直接聯系起來,這是時代英雄的創舉,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,其結果是使得中國、印度、西亞和希臘羅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響,此后,任何文明的發展也不再是相對孤立地進行了。
東漢末年,中原戰亂頻仍,秩序混亂。227?33年間,倉慈出任敦煌太守,有力地抑制了豪強的兼并和勒索,為西域商人前往內地買賣提供種種方便,也使得敦煌成為漢族與西域各族民眾交往貿易的一個國際都會。
魏晉南北朝時期,中原天下大亂,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紛紛遷居河西以避戰亂,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。而且,不論是東晉五胡十六國,還是后來的南北朝,都不斷有東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絲綢之路上。比如,310年,天竺(印度)僧人佛圖澄至洛陽; 399年,東晉僧人法顯等西行取經; 437年,北魏遣董琬、高明等出使西域諸國; 468年,北魏遣使韓羊皮出使波斯,與波斯使俱還; 530年, 波斯國遣使南朝……
隋朝統一南北,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全盛時期。隋煬帝時,讓黃門侍郎裴矩往來于張掖、敦煌之間,通過西域商胡,聯絡各國首領。從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寫的《西域圖記序》中, 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絲綢之路通向東羅馬、波斯、印度的情況。 (轉載請注明文章來自南方絲巢蠶絲被 http://www.bivob.cn)
進入唐代,民族的進一步融合,疆域的更廣闊開拓,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整合,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極大的力量,生產發展,商業繁榮,文化昌盛,并以博大的胸懷,大量接受外來文化,使之融會到中國文化的整體當中。中西往來更加暢通無阻,當時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。西方的珍禽異獸、珠寶香料、玻璃器皿、金銀貨幣紛紛傳來,中亞、西亞的穿著、飲食等生活方式,音樂、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都源源進入中原,佛教進一步盛行的同時,祆教、摩尼教、景教以及新興的伊斯蘭教都在此時正式傳入中國內地,唐朝的兩京長安和洛陽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涼州,都紛紛呈現出國際都市的風貌。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,借助唐朝強大的政治力量,中原文明也傳入西方,深淺不等地影響了西方各國。
公元十世紀中葉以后,宋王朝先后與北方的遼、西夏、金處于敵對的形勢中,影響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西交往。南宋建都于東南的杭州,加之中國經濟、文化重心的南移,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起來。相對來講,陸上絲綢之路要比從前有所衰落,但在某些特定的時間里也被頻繁地利用,如馬可波羅來華前后的蒙元時代。
絲路長達數千年的繁榮歷史,為古代的各國文明帶去了文明交流之風,帶去了商貿繁華之景,時至今日,絲路的存在,任舊具有著的意義。比如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接力境外傳遞中,以絲綢之路為主線,經過了11個為古代絲綢之路途經的城市。這一決策,究其原因,正是因為發源于中國古代的“絲綢之路”, 在歷史上首次將東西方連接起來,成為促進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橋梁,曾對人類文明發展作出重大貢獻。
整體說來,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維持,對中西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貢獻。
物質文化方面,不得不細說我國輸出的主要商品——絲綢的西傳。
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,絲綢就已經大量轉運到了西方世界。在古代羅馬,絲綢制的服裝成為當時貴族們的高雅時髦裝束。當時的羅馬人將中國人稱為賽里斯人,而塞利斯在羅馬文中的意思,正是指絲綢。
物質文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,中國奉獻給西方世界以精美實用的絲綢,歐亞各國人民也同樣回報了各種中國的需求品。例如苜蓿和葡萄等物產,羅馬的玻璃器、西域的樂舞、雜技,西亞、中亞的音樂、舞蹈、飲食、服飾等等,大量傳入中國。
在物質文化交流的同時,自古而來,通過絲綢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斷地進行。
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,早在西漢末年就傳入中國。魏晉南北朝時期,戰亂頻仍,為佛教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。到了隋唐時期,佛教已經深入民心,并且由中國的高僧創立了中國化的宗派。今天,佛教雖沒有古代那么盛行,但人們頭腦中的因果報應思想; 語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詞匯,如"剎那"、"影響"、"水乳交融"等等; 隨處可見的佛寺山窟; 小說彈詞等文學藝術形式; 都是佛教直接或間接留下的影響。特別是沿著絲綢之路留存下來的佛教石窟,著名的敦煌莫高窟、安西榆林窟、大同云岡、洛陽龍門等等,這些石窟大多融會了東西方的藝術風格,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,它們連成一串寶珠,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遺產。
從魏晉到隋唐,西亞的祆教、摩尼教、景教、伊斯蘭教也先后傳入中國,都產生過一定程度的影響。其中的摩尼教本是產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種宗教,在波斯受到鎮壓,幾乎絕跡,但卻在中國,特別是中國的維吾爾先民回鶻人中間廣為傳播,甚至在九、十世紀建都吐魯番的西州回鶻王國中,被立為國教。敦煌吐魯番發現的漢文和各種伊朗語、回鶻文的摩尼教文獻,與埃及發現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獻一起,構成今天我們認識古代世界的摩尼教的基本文獻資料。
相對而言,在宋元之前,中國思想的西傳遠遠不如她所接受的那樣多,但中國物產和技術的西傳卻是難以統計的,造紙、印刷、漆器、瓷器、火藥、指南針等等的西傳,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貢獻。直到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到來,才將中國思想文化大規模地介紹到西方,同時也開啟了西方近代文明進入中國的時代。
總之, 絲綢之路沿線地域集中了當時世界上所創造的主要物質和精神財富, 這些財富內容豐富, 底蘊豐厚, 有鮮明的民族特色, 有通過相互交流而構成的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, 代表了當時世界上社會發展的水平, 是人類重要的文化寶庫。
絲綢之路的道路漫長而久遠,而且無始無終。在古代,它是傳播友誼的道路,也曾經是被戰爭鐵蹄踐踏過的道路。今天,人們已經忘卻昔日曾經有過的苦難, 而把絲綢之路看作是連結東西方文明的紐帶。近年來,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"絲綢之路研究計劃",把絲綢之路稱作"對話之路",以促進東西方的對話與交流。在21世紀,絲綢之路不斷升溫, 絲綢之路不斷縱向延伸, 絲路沿線諸國重建現代絲綢之路的呼聲此起彼伏, 人們關心絲綢之路的熱情也與日俱增, 特別是中國西部大開發的號角吹響以后, 加強研究和開發利用絲綢之路已迫在眉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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